老虎机开户送8—18礼金,开户送礼金网站大全,无需存款注册秒送18元可提现

老虎机开户送8—18礼金文艺APP(Android)

老虎机开户送8—18礼金文艺APP(ios)

当前位置: 首页

把握时代脉搏,刻录历史进程,表现人文精神 —陈彦的都市题材戏曲创作与中国戏曲的城市叙事

时间:2020-04-15 11:26:10 来源: 作者:

                        把握时代脉搏,刻录历史进程,表现人文精神

                        —陈彦的都市题材戏曲创作与中国戏曲的城市叙事

                                                    杨云峰

剧作家简介:陈彦,1963年生于老虎机开户送8—18礼金镇安县塔云山下一个普通农民家庭,幼年学艺,16岁之前曾在镇安县剧团剧团从事演员开户送礼金网站大全。16岁开始学习写作,1987年创作戏曲现代戏《沉重的生活进行曲》首次参加首届老虎机开户送8—18礼金省艺术节并调入老虎机开户送8—18礼金省戏曲研究院。先后任创作员,老虎机开户送8—18礼金省戏曲研究院青年团副团长、团长,老虎机开户送8—18礼金省戏曲研究院副院长、院长。老虎机开户送8—18礼金省文联副主席、老虎机开户送8—18礼金省戏剧家协会主席,中国戏剧家协会理事。中国首届“艺文奖”获得者。先后创作眉户现代戏《留下真情》、《九岩风》、《迟开的玫瑰》、秦腔现代戏《大树西迁》、《西京故事》;其中《迟开的玫瑰》、《大树西迁》、《西京故事》被誉为“西京三部曲”。《迟开的玫瑰》获2000年获文化部第九届“文华大奖”,2005—2006年度“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十大精品剧目”第一名;《大树西迁》获第十三届“文华优秀剧目奖”,2010年获2008—2009年度“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奖;十大精品剧目第三名;秦腔现代戏《西京故事》2012年获第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荣获2011—2012年度“国家艺术精品工程”奖、“十大精品剧目”奖第一名。2013年参加第十届中国艺术节,荣获文化部“文华”大奖。《西京故事》2011年至2017年先后在全国巡演达三百余场,演出足迹遍达全国五十多个大中城市,百余所高校,受到广大莘莘学子、各个阶层人士的广泛激赏。出版长篇小说《西京故事》、《装台》、《主角》,其中长篇小说《装台》被中国小说学会评为2015年度“小说排行榜”长篇小说榜首,被中国图书学会评为2015年度“中国好书”文学艺术类第一名;出版散文集《必须抵达》、《坚挺地表达》、《边走边看》、《说秦腔》,创作了《父亲》、《天下第一碗》、《黄河情》等歌词2000余首,其中《西部扬帆》获第八届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创作22集电视剧《大树小树》获第八届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和电视剧“飞天”奖。2000年被中共老虎机开户送8—18礼金省委、老虎机开户送8—18礼金省人民政府授予“德艺双馨的文艺开户送礼金网站大全者”称号,同年被国家文化部评为优秀专家,中国文联命名为“全国百名德艺双馨文艺家”,2001年被评为“老虎机开户送8—18礼金省十大杰出青年” 、现为老虎机开户送8—18礼金省有突出贡献专家和全国“三五人才”。

陈彦是当代剧作家中为数不多,始终关注都市平民生活状态的农裔城籍作家之一。其代表作“西京三部曲”以内容的大众性,情感的世俗性,表现视觉的民间性,成为表现当代都市题材的代表性剧作家。陈彦成功地将革命文化的乡村叙事转化为新时代社会主义特色的城市叙事。准确地把握了时代脉搏,刻录历史进程,以表现当代都市人文精神,倡扬中华民族恒常价值观为使命,这在当下的中国戏曲现代戏领域,无疑是一个质的蜕变。陈彦以诗意的语言,诗性地表达,表现市民阶层的世俗情怀,以他们的喜怒哀乐,从而为中国戏曲的城市叙事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范本,也为中国戏曲的城市叙事赢得了一席之地。在这个意义上说,陈彦的剧作,不只是在塑造城市精神方面,做了有益的探索,而且也为中国戏曲的城市叙事,开辟了广阔的空间。

中国戏曲现代戏是革命文学的大众表现,更是革命文化的舞台形式。戏曲现代戏从延安时期马健翎开创的表现工农兵开始,已经延续了近八十年,中国社会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变化,然而戏曲现代戏还依然延续着革命文化的叙事模式,即乡村叙事。这是因为,中国戏曲是农耕文明的集大成者,更是农耕文明的类型化人物造型的舞台化表现形式。因此乡村叙事方式也一直遵循着农耕文明的人物造型模式。而人物的类型化则是由农耕文明时期的生产生活方式所决定的。这就是说,乡村叙事始终是中国戏曲无法避免也不可能避免的叙事模式。新中国成立以来,由于始终把主流意识形态和主流价值观作为文艺作品的价值衡量标准,只注重戏曲的题材和表现内容,因而延续革命文化的乡村叙事就成为自然而然的事。然而却鲜有人研究中国戏曲的叙事形式是农耕文明的产物这一命题,研究城市叙事这一与当代生活密切相关,表现社会的文明进步所必须具有的品德的理论命题。陈彦正是以对延安时期的革命文化及所表现的时代精神的深入研究,继承了中国戏曲的表现内容的大众性,情感抒发的世俗性,表现视觉的民间性,敏锐地感知和表现了当代中国正在进行着的城市化进程。因而把新市民阶层的世俗情感作为主要手法,以新市民作为叙事主人公,改变以往剧作家在城里,被写的对象却在农村,把被写改为自己写。把表现的对象由推动历史进程的主导阶层转向表现城市的各个阶层,把由被人教育转化为教育他人、感染他人,进而表现时代进步的中坚力量、仍是那些名不见经传的普通民众。因为唯有如此,才有可能使戏曲成为表现乡愁,续写乡愁,表现人民大众的精神需求和奋进着的乐章。

城市叙事是戏曲现代戏在当代中国的大众文化形式

在陈彦看来,延安时期的戏曲,无疑是革命文化的乡村叙事,是以民族解放战争的背景的舞台创作,其首要对象自然是中国革命的主体—农民。而进入到新时期以后,推动中国命运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则无疑是城市,是城市最广大的基座—市民阶层。新时期的戏曲叙事,就应该以城市的市民阶层为主体。表现了市民阶层的所思所想,就是延续了“民众精神”。陈彦的这种想法,表现在他对历史进程的深刻把握,表现在他以历史的笔触,真实地记录了时代进程中市民阶层的精神轨迹。“西京三部曲”中的人物身上所表现的我们民族不为物喜、不为己悲的昂扬奋发精神是永远支撑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奋斗意志和乐观向上的生活态度,就是陈彦城市叙事的艺术表现。

陈彦认为:“‘民众精神’应该是文艺家永远追寻的一种精神,无论什么时代,什么背景,文艺都应该是照亮和温暖普通民众心灵的烛火,是唤起他们为生存权利和享有幸福而抗争的精神引信,如果文艺仅为小众和娱乐而存在,那么它将变得没有生命力。民族戏曲数百年的历史证明,能够流传下来的作品,一定是持守正道、向上向善,并特别照耀弱势生命的。戏曲这种草根艺术,从骨子里就应流淌为弱势生命呐喊的血液,如果戏曲在发展过程中忘记了为弱势群体发言,那就是丢弃了它的创造本质和生命本质。戏曲创作更应以一种成熟心态,远离时尚,远离猎奇,远离怪叫,真正把心思用到关护人的真实内心上去,把心思用到钻探生活的原浆上去。当下生活,千姿百态,千变万化,在13亿生命奔小康的路上,有多少焦灼的心灵值得我们去关护和抚摸啊,从这个意义上讲,现代戏大有可为。现代戏应该发出有价值的声音,也有能力在当下生活中发出有价值的声音”(1)。

正是因为对戏曲有这样的认知,陈彦笔下的人物,都是生活中的芸芸众生,他们也许并不代表城市生活的主流,也不是都市社会生活中的主导力量,而是现实生活中的饮食男女。无论是《迟开的玫瑰》中的宵小人物乔雪梅,还是《大树西迁》中的孟冰茜,抑或是《西京故事》中的罗天福,他们都是被生活裹挟着不由自主地随着时代的潮流前行的小人物。既没有崇高的理想和坚定的信念,也不是能够主宰自己命运进程、叱咤风云的英雄,更不是一呼百应的精神领袖。相反,他们都是在良知道义和社会责任、家庭责任支撑下在做着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在这个本分中,侵入人的灵魂和血脉中的永远是中华民族传统价值观的积淀,是个人对家庭、父母、兄弟姊妹、社会的义务和责任,是奉献、义务和付出。乔雪梅的一次次为了家人而牺牲自己,而作出的决断每每都是在极不自觉不情愿情况下的选择,也往往都是被生活裹挟着的无可奈何。但正是这些无意识的选择和无可奈何,构成了乔雪梅丰富而细腻的心理世界,也构成了人在命运面前的自觉无意识。无意识的自觉是最本质的自觉,而本质的自觉才能彰显出人的生命本质,这也是人之为人的核心所在。孟冰茜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因为爱,极不自觉不情愿地随着西迁的人流从繁华的上海来到西京城。而从来到西京城的第一天起,就无时无刻地不想着回到繁华都市,无时不准备着回到令她梦绕魂牵的上海,然而因为内心的对事业、对家庭、对社会的责任却始终没有能够实现自己的梦想,并由此经历了中国社会政治风云中的所有人生坎坷。苏家祖孙三代人对事业的执着和对开发西部、献身西部的理想,代表了近现代以来无数中国知识分子的报国宏愿。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先天下之乐而乐,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强烈忧患意识,这正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知识分子和士人阶层最为优秀的品德。但是,孟冰茜无疑并不具备苏家祖孙的情怀,也从来不想重温苏家祖孙的梦想。她精神无意识的深层,始终是被时代和亲情裹挟着的不由自主,苏家祖孙三代义无反顾的献身精神和开发大西部的报国宏愿,始终是她不能理解也始终没有得到释怀的情结。只有到了晚年,身单影孤地回到了她梦绕魂牵的上海,才发现上海对她来说,仅仅是一个栖息之地,而她的灵魂和生命的全部,依然是西京城那片她献了青春献丈夫,献了丈夫献儿孙的土地。尽管她始终不愿承认自己是个西部人,也不愿承认作为西京城知识分子的代表周长安对她的一往情深,但却把周长安那把须臾不离手的板胡作为房间的唯一装饰。这就是说,西京城已经成为她生命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自己也已经成为不自觉的西京人。显然,孟冰茜并不是一个为着理想能够自觉献身的知识分子,也不是作为领导社会进步的核心力量而成为陈彦剧作的叙事主体的核心人物,只是一个被情感、被事业、被时代潮流裹挟着不由自主地前行着,但又以知识分子的责任和使命自觉不自觉地为西部奉献了一生的悲剧人物。我们尽可以说,这样的知识分子并不代表时代的主流,也不是以往主流意识形态所着力歌颂张扬的对象。然而,他们却是现实社会生活的真实存在,是一群默默奉献着的知识分子群体。表现这个群体,张扬他们在推动社会发展中的巨大作用,并以此为契机,进而丰富和发展当代都市人文精神,是陈彦对当代戏曲舞台的重大贡献。不惟如此,就是剧中的其他人物如周长安,尹美兰、杏花,这些从农村到都市、或与都市生活密切相关人物的情感变化,都是以真实的笔触,刻录了在历史进程中留给我们值得深思的印痕。在这个意义上,孟冰茜、周长安、尹美兰、杏花形象的成功塑造,不仅丰富了中国戏曲现代戏的人物画廊,也是对知识分子在当代都市人文精神的质性丰富和发展。孟冰茜的知性坚守,周长安的烈性与耿直、尹美兰的随波逐流表现了作为六十年知识分子的不同色相,杏花的质朴则作为连接乡村与城市知识分子的桥接性人物,使得二元结构的中国社会因为他们而成为城市与农村成为彼此血肉相连的的缩影。

农民工进城是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城市化进程中最重要的话题之一,也是当代都市的人文精神发展中最为丰富的阶段。城乡结合、工农结合、农商结合,构成了当代都市生活的万花筒。表现这个群体,并以此为主题,揭示城市化进程中农民工和新市民的甜酸苦辣和心理创痛,进而折射出当代城市化进程中面临的众多问题,是一个有良知有责任感的艺术家不能回避和必须面对的话题。陈彦秉承了他一贯关心弱势群体、关注下层社会中的小人物的剧作风格,在当代戏曲舞台上成功塑造了一个进城务工的农民工形象,并以此为切入点,展示了城市生活中的众生相,使当代都市人文精神的内涵更为丰富。

如果说,乔雪梅是城市小市民阶层的典型,是强调个人的责任和义务、只讲奉献不图索取者的代表,孟冰茜是城市知识分子自觉无意识奉献者的代表的话,那么《西京故事》中的罗天福,则是农民工进城后谨小慎微、勤劳朴实、童叟无欺,靠自己的手艺和做人的道德底线,恪尽职守地尽着一个父亲、一个丈夫、一个曾经的乡村老教师、一个曾经的老村长的责任,成为当代都市生活中自觉行为和道德境界中的典型。同上述作品中的人物一样,罗天福不是都市生活中的主流,也不是创造了生活奇迹和事业奇迹的风云人物,他只是为了供养一双在西京城上大学的儿女而来到西京城的务工人员。剧作家并没有把罗天福塑造成为都是生活的强者,他也不是创业的成功者,因为他的生活理想,就是坚信以诚实的做人和本分的做事在城市站稳脚跟;他的生活信念就是靠劳动的双手,为儿女和自己改善生活条件。外在的谦恭并不代表内心的怯懦,外在的卑微木讷却包裹着着丰富的内心世界,看似处处谦恭卑微实则蕴藏了巨大的生活热情,外在年老体衰实则心智坚强,以信念的力量支撑着衰老的身躯,也在延伸着中华民族赖以繁衍生息的文化之根。儿女们的幸福和快乐始终是罗天福们的最大成就,也是当代社会千千万万个进城务工农民的共同生活理想。这种源自历史的道德传承在当今社会无论何时何地,都是中华民族的文化血脉,也都是乐观向上的生活动力。唐槐虽苍老却依然生机勃勃与秦腔声腔的苍凉慷慨互相对应,唐槐也与罗天福祖传的紫薇古树相勾连,并以此形成了都市与山乡的文化渊薮,都作为文化基因而一脉传承。东方老人与罗天福不同的生活阅历和精神世界所秉持的共同的精神,正是唐槐的沧桑感与秦腔文化精神的现实写照,更是三秦文化精神中一以贯之的诚实、勤劳、善良、坚韧和包容性的实质性内涵。当代都市生活的绚丽多姿也构成了无所不包的博大胸怀,作品中所表现城市的接纳情怀,在东方老人、街道办事处主任那里,得到了充分的展示。而对于农村青年所固有的可怜的自尊,狂妄自大受到打击之后的人格塌陷,所谓的人格尊严受到挫折之后的自暴自弃,则以罗天福对儿子的人生矫正,显示了正在进步着的农民对农民意识的批判。当代都市在接纳了来自四面八方的文化传统的同时,更包容了来自四面八方的农民工以及他们中间的优秀代表,也容纳了如阳乔那样的市侩阶层。各色人等共存于都市这样的文化熔炉之中,并经过社会的大浪淘沙,最终积淀为都市新的文化基因,成为社会发展的根本力量。在这些人群中,产生着崇高、伟岸、高尚的道德情怀,也有以朴实、坚韧、勤劳和为着自己的生存而创造着财富,脚踏实际、默默劳作的芸芸众生。他们以粗壮的身躯和弱小的社会地位在创造了巨大的社会财富的同时,也把不同地域色彩的文化带给了当代都市,更把质朴、醇厚、善良、节俭的品格留给了都市,为当代都市人文精神注入了新鲜的血液。这些当代都市人文精神的崭新内涵,在陈彦的笔下,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和表现,更以纷繁多姿地舞台形象,让观众感受到了绵延千年的中国城市文明新的精神实质。

城市叙事是历史进程的时代需要

当代都市人文精神由人类优秀文化积淀、凝聚、孕育而成,凝结为人的价值理性、道德情操、理想人格和精神境界,包含着信念、理想、人格和道德等并内在于主体的精神品格,是中华民族优秀地域文化的集合和包容,也是整个人类文化最根本精神的集中表现,或者说是整个人类文化生活的内在灵魂。

人文科学固然包含着人文精神,但不是人文精神的主要来源,更不能因此将人文精神归结为“文人精神”或“人文科学的精神”。特色明显的地域文化个性是当代都市人文精神的主要特征之一。以方言区划为主要特征的当代都市人文精神,主要表现在生活习惯、信仰、行事和接人待物的方式等外在的行为上。它们构成了当代中国不同文化区域内鲜明的文化色彩。在陈彦的笔下,鲜活的人物造型始终以明显的地域文化个性作为人物行为的动力,也作为人物前行的精神力量。毫无疑问,在乔雪梅的身上,体现出的是中华民族敢于担当、尊老爱幼的共性原则,是一种不自觉的责任意识。如果说,乔雪梅性格发展的前期,是以在母亲遭遇车祸身亡,父亲因病无力抚育幼小的弟妹而放弃上大学,还是出于人的责任感和作为家中老大的自觉,出于对家庭的责任感,体现了个人对家庭、对弟妹、对社会的责任感,是一种民本的自觉情怀的话,那么她后期的的保护古民宅,保护古树名木、建立老年公寓等行为,则发展为她对社会的责任,这是她在连续两年放弃上大学、转而通过自学上电大充实丰富自己后而开阔的精神视野,则更多是体现出人的行为理性精神。显然这样的自觉理性精神在当代农村是不可能存在的。只有在城市、在国力综合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当代都市,乔雪梅的古民宅、古树名木保护和筹建敬老院等一系列行为,才具有了实现的可能,也才具有了都市文化品格和人文精神的具象化行为。乔雪梅的价值理性,体现在一种不由自主地放弃和坚持,两次放弃大学的录取通知书,而选择了奉养老父和照顾年幼的弟妹,可以说既是责任和担当,也是无可奈何的人生必然,更是当代人伦亲情和奉献精神的道德升华。在当代市场经济使人的欲望无限放大、已经使人异化而成为物质的奴隶,在人们为争遗产而不惜大打出手甚至父子反目兄妹成仇、对簿公堂,亲情、人伦已成为奢侈和妄谈的现实背景下,乔雪梅的放弃和坚持,更能显示出价值理性对于现实都市的返璞归真意义。如果说理想人格和精神境界是当代都市人文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都市人实现自我价值并在价值实现的过程中使人的本质力量得到体现,那么对象化的过程和对象化的结果,便升华为当代都市人文精神的实质,更体现为善和美的一致性,而这也是乔雪梅形象对于现实的警示和启迪作用。

当代中国都市人文精神作为有着鲜明地域特色和文化精神的集合体,在《大树西迁》中呈现为知识理性和价值理性的显示,是对以周长安为代表的本土知识分子形象的成功塑造,也体现了城市文化的主色和对各色文化的包容性特点。在以往的评论中,人们更多的关注了主人公孟冰茜的形象价值,而对周长安品鉴不多。然而,不容忽视的是,剧作家以对三秦文化精神的深刻理解,在周长安身上,倾注了对三秦文化的满腔热情,歌颂了三秦文化的质直、刚烈、忠厚、坚毅的品德。周长安身上所具有的刚直、朴实、热烈和对党的事业无限忠诚的品德,体现了本土知识分子对于改变现状的强烈愿望,热情接纳来自外埠的知识分子,爱护、关怀、保护从上海西迁而来建设大西北、开发大西北的开阔胸襟的使命和担当精神。这个革命烈士的遗孤,自小吃着千家饭,是组织的照顾和关怀,保送他读完大学和作为新中国自己的培养的知识分子的家庭背景,因此他把振兴西部和发展西部始终作为自己义不容辞的历史使命,满腔热情地接纳和欢迎来自上海的知识分子群体,并把他们作为自己的朋友和业师,并以主人般的热诚和文化上的包容,在生活上照顾,政治上关心,每当政治风暴来临,尽管自己同样可能受到冲击,但是却义无反顾地为受到不公正待遇的苏教授一家遮挡风雨,并把他们接到自己的老家里予以保护,冒着危险替苏教授保存书稿。这种把农村作为把遮风挡雨的精神家园的行为,体现出在剧作家的下意识之中农村农民依然是周长安的最后归宿,体现出作家对农村的深深依恋。在苏教授去世后,又是他顶着压力满怀热忱地四处奔走把苏教授的遗作出版。用自己的满腔热忱,慰藉着心理落寞的孟冰茜,使她能够感受到西部人的急公好义,感知着西部人的胸怀,坚定着孟冰茜并不恒定的决心。周长安作为本土知识分子的代表,对长安这座历史文化名城情有独钟,知道交大西迁对这座古城意味着什么,知道西部的腾飞对于先辈用生命和热血打下的江山意味着什么。因此他作为知识理性和实践理性的代表,是连接本土知识分子和西迁的知识分子群体的中坚人物,也是两种文化沟通和融合的关键人物,发挥着别人不可替代的作用。在他的身上有着西部人独有的粗糙和毛糙,大大咧咧地粗犷和豪放,坚信自己的信仰更不失作为做人的准则,从维护大局和西部大开发的大业出发,正心诚意地关怀孟冰茜和他的子孙,并不时地校正他们的人生目标和信仰。当社会进入到商品经济时代,苏小眠依然坚守着自己的事业。看着苏小眠因执着于理想信念而脱落了头发,但却无力为自己购买商品房依然寄居于矮小的工房实验室,周长安不禁潸然泪下,毅然决然地卖字为苏教授的儿子苏小眠扎根西部购买商品房。周长安有着坚定的政治信仰和职业操守,坚守着自己的精神家园并不为时髦所左右,心直口快也极容易冲动,也有着仗义执言和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秦人风范,不在乎别人说什么而更看重于自己的理想和抱负能否实现。正是在这个价值理性目标的前提下,他的人格和道德情操、精神境界始终处于高亢的无意识自觉中,凸显出地域文化的鲜明特色,成为《大树西迁》一剧中西京城沉厚文化底蕴的表征。如果说,伴随周长安的那把板胡奏出的是以秦腔为代表的秦地文化符号的话,是剧作家潜意识中浓郁的乡土情结的话,那么在孟冰茜回到上海及此后的对长安城的怀恋中,秦腔牌子曲的萦回于脑际与把板胡作为家里唯一的装饰品挂在墙壁上的有意识行为,就使得板胡成为西京城这座历史文化名城的精神象征,标志着孟冰茜在心理意识层面,已经完成了由上海人向长安人的不自觉转变,在文化层面已经成为了不自觉的西京人。周长安的信念、理想、人格和精神,既包含了作为本土知识分子对信仰、理想的执着,也囊括了三秦文化精神在赋予了新的内涵之后的人格魅力,更体现了剧作家对三秦文化精神的褒扬以及这种人格精神作用于的当代社会所产生的爆发力。在周长安身上,体现出千年流淌、代有传人的“关学”精神对于三秦文化人格的滋养,而且已经作为都市人文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已经深深嵌入秦人文化血脉之中,尤其是士人阶层。“关学”思想长期以来不仅深深印记在都市文化的核心阶层中,成为哺育三秦文化精神的重要理论支撑。陈彦在戏曲舞台上,以典型化的原则,浓墨重彩地刻画和塑造出周长安这一人物形象,不仅在汗牛充栋的戏曲现代戏人物画廊中,成为唯一 一个张扬关学文化实质的典型。甚至可以说,周长安不仅是本土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而且也是地域文化品牌在都市人文精神中最具个性的典型。正是有了千千万万个像周长安这样的本土知识分子,有了他们敢于担当、善于担当和急公好义的热血澎湃,始终保持着高亢的生活激情,古城的人文精神才有可能呈现出鲜明的时代色彩,朝气蓬勃的生命活力,也才使《大树西迁》中所表现的海派文化和三秦本土文化的色泽鲜亮且特色鲜明,三秦文化的所呈现的张力和魅力才能具有感人至深的艺术感召力,能使孟冰茜这样的上海知识分子深刻感受到“毛糙”的人格魅力。

显然,剧作家以饱含热望的笔触,对于周长安形象的塑造赋予了重新焕发当代都市人文精神的内涵的希冀,是一个有良知、讲道义、敢担当的当代知识分子人格精神的重塑。知识分子无疑是当代都市人文精神的主体,担负着引领时代精神价值走向的历史使命,在这个意义上说,陈彦所塑造的周长安形象,是对以往舞台艺术人物形象塑造的的补充和丰富,更是对都市人文精神的提升。

建构当代城市叙事、重构当代都市人文精神是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历史必然要求。事实上,城市化进程中带来都市矛盾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是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能引发作家艺术家关照的题材。不可否认,当代戏曲作家群体的演变,已不是上个世纪中叶以来的那种纯农裔农籍为主体、城市知识分子为辅的存在,而是以新生代剧作家群为主的现实。这些人不熟悉当下农村,属于居住在城市的乡下人。然而,城市化进程又逼着

城市叙事是时代赋予剧作家的历史使命

就陈彦的“西京三部曲”来说,剧作中的每个人都在感性与理性之间做着痛苦的煎熬,也在个人欲望与现实存在之间做着无可奈何地选择。我们可以说,乔雪梅的命运是她是她不由自主选择的结果。正是这样的实践理性,才使“人”的形象可亲可爱,才使“大姐”有了实质性的含义。我们尽可以说乔雪梅不是时代的主流,甚至不是主流意识形态所张扬的能作为时代典型的普通人。用时髦的话说,乔雪梅仅仅是个蜡烛,在点亮别人的同时在燃烧自己。在普遍追求实现个人价值的时代,乔雪梅的行为显然不是当代青年追捧的对象。然而对于乔雪梅来说,选择了放弃上大学的机会,放弃了爱与被爱,是她面对家庭的变故做出的理智选择,也只能是她唯一的选择。这种选择的苦果她当然十分清楚,也明白自己的将来将要做什么和面对什么。从一个对未来满怀憧憬、对生活充满热望的热血青年,转变为一个在家照顾病残的老父、教养年幼的弟妹,从原来的不谙世事转变为一个为了几分钱而斤斤计较的凡夫俗子,但这并不能否定她的存在价值。在她看来,使伤残的老父安度晚年,使年幼的弟妹能完成学业,成为对国家和社会有用的人,自己的牺牲和奉献就是值得的。应该说,在乔雪梅的选择中,意识中并没有多么高尚的道德理想,她自身也没有把这种选择看做是对社会、国家有意义的举措,而仅仅是一种人的自觉,老大的责任,或者说是传统文化积淀的传统美德在她身上的自然流露,因而是人的自觉。奥斯特洛夫斯基说过,“一个人的生命是渺小的,但是如果把这种渺小和她所进行的事业联系起来,就显示了无尚的光辉。”《迟开的玫瑰》的本质意义,就在于剧作家开掘了人的生命本质,并从实践理性的层面表现了乔雪梅“这一个”普通女性的生命意义。她不是一个仅仅为自己的活着的人,而是一个为他人、为社会尽自己的绵薄之力的凡人,因而也就显示了她生命中的大爱情怀。坚定的理想和看似平庸实则高尚丰富的精神世界,在引导和创造生活的同时,也在完善和丰富充实着自己。乔雪梅通过自身的勤奋和刻苦努力,在完成了对弟妹们学业的帮扶和眼看着他们成人走向社会后,自己着手创办敬老院和对古城的传统民居进行保护性开发利用,并尽力在扬弃着现实世界物欲对人的异化,渐次完成了人格的升华而达到真善美的统一。马克思说“正像社会本身创造着人作为人的一样,人也创造着社会”,社会和命运使得乔雪梅做出了不由自主的选择,但也是命运的驾驭者。

孟冰茜作为在当代戏曲舞台人物造型中为数不多的知识分子典型,同样是知识理性的代表。她与苏毅、苏小眠、周长安的不同之处,就在于前者是自觉自愿的献身者,是把自己的理想与西部大开发的宏伟事业融为一体,并在献身西部中实现着个人价值,以自己的价值观践行着知识分子使命的一群人。他们或许没有周长安那样崇高的革命文化底色所造就的无意识精神信仰,但是却有着知识分子的报国情怀;他们虽然是有着这样或那样头衔的高级知识分子,但同样有着作为人的普遍情怀;出身不同,所受的教育不同,但是在知识分子的为事业献身、为“爱”献身的高尚情操保持着高度一致。因而,他们堪称是中国华民族的精神脊梁。孟冰茜在剧作中作为贯穿全剧的人物,她既是人妻、人母、人祖,但更是个有着自己人格尊严和城市小资情调的知识分子。虽然她始终在走与留的问题上徘徊不定,无论是对丈夫、对儿子、对孙子扎根西部的行为多么地不理解甚至反对,然而作为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但是当丈夫、儿子、孙子做出了决定之后,她依然默默地支持者他们的选择。因此,不管是对丈夫、对儿子、对孙子选择从不理解到支持,从妻子、母亲、祖母的角度,当个人情感与价值理性发生冲突的时候,她还是以知识分子的使命意识和人格精神,成为他们坚定的精神后方。显然,孟冰茜的理性价值,就在于她始终在亲情和事业之间寻找自己的精神支点,而这个支点的合理解释,就是女性知识分子始终在事业和家庭、亲情的两难选择之中,孟冰茜并没因为亲情而丧失知识分子的价值理想。坚守自己的精神家园和对自己事业的执着,构成了她理性价值的人格光芒。事实上,这种选择的无可奈何,正是一代又一代女性知识分子对都市人文精神内涵的丰富和发展,才使得当代都市的人文精神较之以往的任何时候都更具复杂性,也更充满了人性和价值理性的光辉。

罗天福是当代新市民阶层的崭新形象,也是千千万个进城务工农民的代表。与乔雪梅一样,他生活的全部目的,就是进城务工培养自己的孩子使之成为西京城的一员。他像无数个朴实善良的农民一样,克勤克俭,严以律己、宽以待人,为自己的孩子甘愿奉献一切。但他又是个乡间的知识分子,做过民办教师又做过村长。这样的生活阅历使他的接人待物都有着一般农民工所不具备的眼光和行事方式。在他看来,承认自己的贫穷但又坚信只有靠劳动就能改变贫穷,只有靠诚实劳动就可以实现自己的财富梦想,也只有靠诚实做人才能在城市站稳脚跟,坚守自己的道德底线和做人的准则才能站得直行得正,谦恭和看似卑微实则以内心世界的丰富作为基础,在城市的发展中也在不断健全自己的人格,不奸巧、不投机的做人准则是他的“下数”。他宁可忍受市侩的白眼和儿子的不理解,也不愿卖掉他家祖传的紫薇树,并把它作为传家宝,在为自己营造精神武库的同时也在影响着自己的下一代。新一代都市人普遍存在的投机心态,梦想一夜暴富的心理,同样也使出身于山乡农家的儿子罗甲成在进入大学之后感觉自己被人耻笑而造成的人格失落和精神迷失。一厢情愿的单相思破灭之后的自暴自弃,逃避现实而不是面对现实。这些从小沉浸在理想中,对未来充满憧憬、从未经过挫折的玻璃娃娃,一旦遭受精神人格方面大打击,将会演变为人生的灾难。不可否认,当代都市中以出身定身份的社会现象导致了众多下层社会出身的年轻学子对社会公平的怀疑,也造成了人在权力、财富面前的心旌飘摇。面对儿子的当代都市病所造成的精神迷狂,罗天福彷徨、犹豫、怀疑过自己的人生选择和自己对孩子教育的失败,也怀疑过自己让孩子上大学到西京城的选择是否正确。然而,人生的理智告诉他,社会的发展和文明进步绝对不是靠着投机和奸巧而获得的,虽然靠投机和奸巧一时可以致富或者出人头地,但那绝对不是社会的主流和根本,更不是中华民族几千年发展历程的文化根基。对人类对自身命运的正确认知和对对象世界的理解和把握,使得罗天福以冷静的思考,能够理智地对待自己与都市、与都市的各色人等、与复杂多变的社会、与自然、人与人自身的关系,并没有在盲从和非理性的绝望中随波逐流而实际地消解着自己作为人的现实存在,而是在对社会发展的规律的探寻中,寻求和发现对人类痛苦与解脱的依据,“梦既然有,苦就该尝,穷日子咱要当歌唱,日子一定会越过越亮堂”,贫困但却要乐观地活着,认定只有劳动才是创造幸福的永恒前提,也只有靠劳动和真诚,才有可能创造真正的幸福,才有可能摆脱现实的困顿和寻找到真正的精神家园。罗天福的传家宝,就是“不新鲜、不时髦、不投机、不奸巧”的认真做事、老实做人,这也是当代都市人文精神中最有价值的普遍存在,更是中华民族赖以存续和发展的文化根基和精神源泉。

不可否认,虽然陈彦表现的是城市题材和以小市民为主要表现对象,但是在他的骨子里依然是农民。在这一点上,他和众多的老虎机开户送8—18礼金的“农裔城籍”作家并无本质的不同。然而陈彦却以诗意地歌颂和诗性地表述,为城市叙事增加了些许亮色。尽管在《大树西迁》中作者对农村出身的本土籍知识分子周长安从满了同情和歌颂,并以此来表现老虎机开户送8—18礼金人的直爽、刚正不阿、忠实的品德,然而不难看出,陈彦是以乡土叙事的方式,对周长安的形象进行塑造的。而在《迟开的玫瑰》中,那种对乔雪梅质朴、勤劳、任劳任怨敬老携幼的表现,甚至在最后的一大段“十不悔”的唱段中,表达的依然是一种农民情怀;梦冰茜在耄耋之年回到上海,百无聊赖之际,看到周长安送他的一把板胡,感慨顿生唱出了“孤独一隅似染恙,灵丹竟是老秦腔”,依然是深深眷恋着长安的情结,是身上具有浓厚农民意识和毛糙不识风情的周长安!这在里,秦腔、周长安不再是一个物件,不再是一个人,而是一种乡愁,一个具有诗情画意的西部风景;《西京故事》中罗天福受到儿子的抢白,内心的激情受到打击:发出由衷的感喟:“真想蜷缩进家乡的热炕,真想醉卧在故乡的荷塘。守着我那花开如火的紫薇树,望着我那读书朗朗的小学堂”。在陈彦的笔下,乡村依然是他最后的归宿,依然是他难以割舍的精神家园。对热炕、荷塘、紫薇树的依恋,把对故乡紫薇树的敬畏,转移到对那棵作为文化象征的千年古槐的深深敬畏,无疑都折射出陈彦深深的乡土情结。可见,作者虽然在歌颂着城市的文明,但依然没有挣脱农民的思维,对乡土田野的诗意吟诵。

可以说,在陈彦之前,我们的戏曲现代戏创作中,还没有一个人像陈彦那样,把深深的乡土情结诗意地融汇于当代城市文明的城市叙事中,并赋以深刻的哲理意蕴。值得注意的是,乡村叙事并不等于对农民劣根性的痴迷;乡村叙事也不是对农民意识的讴歌,乡村叙事同样也不是对农民的护短。而城市叙事的根本要素,就在于以城市的眼光,对农村、农业、农民进行善意的批判,对城市的各色人等,包括他们的优点和缺点予以包容和批判。以诗性的语言和诗意的表现,展示剧作的深刻主题。如《大树西迁》的主题歌:“天地作广厦,日月是灯塔,哪里有事业,哪里有爱,那里就是家”,《西京故事》罗天福的唱词“梦既然有,苦就该尝,穷日子咱要当歌唱,日子会越过越亮堂”。饱含着激情对城市文明的热情吟诵,对乡土叙事的深深眷恋,在对城市惰性的善意批判和对新一代市民中的农民意识揶揄中,讴歌乡文明和乡村叙事,是陈彦剧作的一个崭新的亮点,也是陈彦对城市叙事的成功探索。

城市叙事中的农民意识与乡村叙事的困惑

在陈彦的都市叙事中,我们依然可以看出浓郁的乡土情结。作为一个从小就在演艺团体从事表演艺术的青年人,他的处女作《沉重的生活进行曲》,就是表现一对青年人在婚恋问题上的困惑。尽管这出戏因为这样或那样的原因,未能获得应有的社会反应。但正是因为他善于思辨的理性精神,为他而后的创作,奠定了基础。进入老虎机开户送8—18礼金省戏曲研究院之后,先后创作了表现农民在商品经济时代的困惑的《九岩风》,然而却显示了他因为对当下农村、农民认识的不足而失之于浅薄。这两部戏曲作品所表现的时髦主题,却没有引起业界同仁的关注。这不能不引起陈彦的深深思考。经过一段的沉淀,陈彦不再写时髦的现在戏,把关注的目光放在了表现人在时代中不由自主和跋涉,第一次把笔触放在了城市青年在事业与爱情的困惑上,这就是眉户现代戏《留下真情》。在这出戏中,主人公刘姐不再是商场上叱咤风云的女强人,而是一个在爱情上屡遭挫折的弱者。男主人公金戈作为一个事业爱情的失败者,不得已而选择了需要在精神上慰藉刘姐。然而被养在金丝笼中的金戈的失落却难以使他获得彻底的解放,两人同样难以获得精神上的共鸣,最终二人不得不分道扬镳,然而刘姐却以宽阔的胸怀,为金戈自费出书,帮助金戈走出精神的困顿,重新找回失去的爱情,使得金戈对刘姐重新认识。这出戏可以说是陈彦对当代都市青年婚恋心理困惑的初步探索,也为他而后创作《迟开的玫瑰》奠定了基础。在刘姐身上,寄托了陈彦对城市女性的重新认识,也可以看出,陈彦是以农村青年对城市女性的目光刻画刘姐这个人物的,还没有摆脱乡村叙事的影响。然而值得一提的是,陈彦并没有像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涌现出的中生代剧作家那样,从一开始就把自己定位于农村题材、农民写作,从写农村中的好人好事写起,而是从城市平民人写起,从开掘城市平民的平凡人生写起。这一定位显然与他不熟悉农村生活有着密切的关系。任何故事都只是一个表现人物的载体,而不是故事本身。陈彦认为“文学是戏剧不可撼动的灵魂。,戏剧一单忽视了文学的力量,立即就会苍白、缺血。忽视文学的戏剧,其表现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首先表现在文本的粗糙上。故事编不圆,前后矛盾,不时出现叙述漏洞,有的甚至存在较大的硬伤。还有的,故事编圆了,所有的缝隙抹平了,但是故事缺乏异质光彩,似曾相识,看了开头就能料定结尾。再有的,完全是新闻构件,与文学艺术压根儿没关系,当新闻不在时,故事的魅力也就丧失殆尽。还有一种时兴戏剧,专写地方历史名人,堆砌一些史料,编织一些放在谁身上都可以的‘强烈冲突’,却无法打开一个历史人物的心灵世界,让人在干巴枯燥中看满舞台上‘拉洋片’。凡此种种,都是文本自身忽视文学力量的表现。”(2)陈彦的剧作基本上都贯穿这一原则,不以新闻事件作为叙写对象,不追赶时髦,在表现内容的大众性上以叙写当代都市普通人的世俗情感为主要表现内容,在抒发普通人的世俗情感中展现中华民族的恒常价值观。

在“西京三部曲”的叙述中,可以看出作者依然保留着对农村的一往情深。无论是《迟开的玫瑰》中乔雪梅对弟妹的款款深情,自觉担负起大姊为母的责任,还是《大树西迁》中周长安的粗犷、毛糙,虽贵为知识分子但却不失关中农村人的急公好义,甚或是文革中把孟冰茜接到自己老家以避祸,卖鸡蛋的杏花的朴实、厚道,接人待物的宽厚,都显示出剧作家对农村、农民的依依真情。甚至在《西京故事》中,主人公罗天福在与儿子发生激烈冲突的困惑中,罗天福不免产生回到老家,享受故乡的恬淡、静谧的田园图景,依然显示出剧作者浓郁的故乡情结。可见作者始终在城市文明所遭遇到的挫折与田园生活的与世无争中纠结着。事实上,在陈彦的城市叙事中,都市文明始终是与田园乡愁密不可分,而新市民阶层中这种乡愁则恰恰是他们心底里最割舍不断的乡土情结。表现这个情结,放大这个情结,是其作品能够唤起广大观众普遍情感的重要原因。

回归中国戏曲的抒情本体,让演员成为舞台的主人,让抒情成为戏曲表现的本质,把戏曲现代戏的叙事主人公交还给具有世俗情感的普通人,让普通观众感知到戏曲艺术的魅力和戏曲文化的感召力量。在陈彦的剧作中,没有时髦的口号,也没有把戏曲冲突的基点放置于大是大非的漩涡之中,而是让人物性格的发展成为推动情节发展的动力,而冲突的解决,则是依靠人物对事件本质的认识,改变了以往戏曲现代戏中冲突的解决是依靠外部力量或者事业的成功。一改改革开放以来戏曲现代戏叙事主体为各方劳模或者英模等新闻人物的叙事模式,为戏曲现代戏的创作开辟了一条新的途径。

在陈彦的创作生涯中,他并不接受命题戏文的创作,他始终在自由精神状态下的有感而发,始终是个体对生命的独特感悟。他认为现时的农裔城籍作家,其实并不都熟悉当下农村、农民、农业。惟其如此,艺术家所表现的农村、农业、农民,并不是观众心目中的农村、农民、农业。即使是表现了农村、农民、农业,也都是第二手材料的新闻事件,自然不可能走进人物的心灵世界。即便是命题戏剧如《大树西迁》,陈彦也以自己独特的感悟,来表现“交大西迁”这一历史事件。从“西京三部曲”的创作过程可以看出,陈彦的都市叙事经历了一个从宏大叙事、国家记忆和民族记忆到个体感知、感悟的历史阶段。《迟开的玫瑰》、《大树西迁》都以一个女人的三十年的长篇叙事来展示共和国的历史进程,颇有点以个体命运映照共和国历史进程的味道,而《西京故事》则截取了罗天福生命中最具光彩的四年城市生活,表现人生命运的喜乐。显然,这种叙事模式的变化是以作家对人生的感悟,对生活的体验认知的不断加深而体现的。陈彦并没有把国家记忆和民族记忆作为其叙事的主要题材,而是把握时代脉搏,刻录时代记忆,表现当代都市的人文精神,而是把国家记忆和民族记忆转化为个体生命的独特体验,个体对国家记忆和民族记忆的独特感悟,通过普通人的记忆表现中华民族的恒常价值观,从而使其作品具有了普世价值。

诗性地表述,诗意地表达是陈彦对城市叙事的重大贡献,也是陈彦都市放歌的文学价值所在。“天地作广厦,日月作灯塔,哪里有事业,哪里有爱,哪里就是家。”(《大树西迁》) “梦既然有,苦就该尝,苦日子咱应该当歌唱,日子就会越过越亮堂”。(《西京故事》)可见,陈彦并没有把对都市生活的感知,仅仅以故事的形式表现出来,而是对生活进行了提炼和升华,使之具有了理性价值的意义。如诗如歌地表达,体现了陈彦对生活的态度和对都市生活的凝练概括,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舞台表现的深刻认知,对都市生活、对新市民、对舞台的熟悉和对人物精神境界的高度浓缩。

不可否认,在陈彦的早期作品中,注重对都市人文精神的揭示而往往不太注重戏曲艺术的可看性,还只是把人物形象的刻画放在首位,即不太关注戏曲作品的舞台表现形式。应该说,戏曲现代戏最难处理的就是内容与形式的协调统一。没有了行当人物的类别划分,没有了行当在唱做念打方面的区别,人物唱腔的声型,表现个性,就不可能有有效的表现,戏曲的表现性原则就不可能充分表现出来。这一点,在《迟开的玫瑰》、《大树西迁》中就表现得比较明显。人物只是依据现代戏的一般表现手法,以小生、正小旦为主,还涉及不到表现较强的架子花脸、和武丑行的有意识表现。固然,在《大树西迁》中,观众已经明显地看到了人物行当的设置,已经不局限于主人公的生旦表现,而是增添了周长安这个介于须生与架子花脸之间的行当,增添了尹美兰这个颇具媒旦表现的调色板,增添了杏花这个看似朴实、单纯、善良的小花旦。然而,这些人物还仅仅是剧本文学的设置,唱腔上的差别性表现,还远远没进入到行当的表现性实质。而在《西京故事》中,上述的缺憾都已得到了大大加强。罗天福挑担走街串巷的须生身段、罗甲成的小生表现、罗甲秀的小旦声腔和表演中的卧鱼、圆场都显示出正小旦的行当性特征,秦腔人的画外伴唱以铜锤花脸应工,西门金锁的以武丑行跌打翻扑和板凳舞,阳乔的媒旦形造型,农民工群体以架子花脸变形造型的群舞,山民挑担子的台步,在于现代科技以写意的舞台美术的协调性表现中,无不显示出编导刻意追求的抒情、传神、写意的戏曲美学原则精神。正是这些不失戏曲本体的现代性表现,使得秦腔现代戏《西京故事》超越了以往现代戏的表现而呈现出与剧作内涵相一致并且具有了城市叙事的典型特征。戏曲是把人文物的心理捧在剧作家手中,并以“合歌舞以演故事”的“有意味的形式”,以感性的表现,揭示历史进程中人的情感世界,表现弱者在与命运较量中的价值选择的艺术。因此,其特长就在于裸露人物的心态,用“情动于中,而行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表现生活,故而它是以表现性原则,以唱做念打、手眼身法步的行当性人物设置,挖掘当代人物内心世界的煎熬和不竭的生活热望,进而表现时代精神的。对于陈彦的城市叙事来说,增强表现手段,强化人物的心理世界的戏曲化表现,也许仅仅是个开始。而对于中国戏曲的城市叙事来说,陈彦无疑已经趟出了一条可资借鉴的新路。

引文注释

(1)      陈彦《戏曲现代戏从延安出发》见《光明日报》2012年5月21日

(2)      陈彦《文学是戏剧的灵魂》、《说秦腔﹒后记》见上海文艺出版社2017年4月第一版


(编辑:王国华)
文联动态
开户送礼金网站大全
文艺评奖